炼石补天签证救命
1938年，年仅37岁的何凤山被任命为中国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领事馆总领事。
他上任时，欧洲上空已战云密布，纳粹德国肆虐横行，掀起反犹恶浪。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奥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总数约18.5万人，他们中90%居住在维也纳。纳粹欲将这里的犹太人赶尽杀绝，规定集中营的犹太人只要能离开奥地利就可以释放，不走的则在集中营里成批屠杀。
在维也纳的大街上，何凤山亲眼目睹了留着一撇小胡子的希特勒，在人群集会前狂妄地叫嚣着要“消灭”犹太人。
他在回忆录中写到：街头每天都在上演着残杀的悲剧。甚至一些在奥地利有着很高社会地位的犹太人，也难以逃脱被迫害的命运。因此，对奥地利的犹太人来说，离开就是生存，不能离开就意味着死亡。
要离开首先要有目的地国家的签证。但不少国家都“强调自身困难”，相继对犹太人签证亮起了红灯。求生的欲望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每天奔走于各国领事馆之间，但大都没有结果。17岁的艾瑞克·高德斯陶伯把除中国以外的驻维也纳的50多个领事馆都跑到了，一个签证也没有拿到。
富有同情心的何凤山不忍看着犹太人在维也纳等死，凭着韬光养晦之计和跨越种族之爱，在没有获得当局批准的情况下，勇敢地打开了向犹太人发放签证之门。高德斯陶伯1938年7月20日一次就从中国总领事馆拿到了20份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这消息在犹太人中迅速传开，他们就像捞到了救命草。中国总领事馆门前每天从早到晚排着长龙，许多求助无门的犹太人在这里拿到了去上海的“生命签证”，从而逃离欧洲去了中国。
有一个小伙子一下子拿来11份申请表，按说申请者本人不来，不能签发，但是，何凤山还是当场全签了。
自何凤山1938年到任至1940年5月离任，他到底给犹太人签发过多少生命的“船票”已难考证，但有几个数据可以说明问题。一位犹太幸存者提供的护照原件表明，他1938年6月得到的签证号为238号，另一份7月20日的护照则显示，签证号已超过1200份。据此计算，何凤山签发的护照至少有数千份。根据一些档案资料估算，平均每月派发500多个，有时甚至达到900个。在中国，这些犹太难民有的定居上海，有的定居哈尔滨，有的则转道前往美国、加拿大和菲律宾等其他国家。上海成为当时世界上惟一向犹太难民敞开大门的都市，到1941年底，上海形成了远东最大的犹太社团，顶峰时达3万多人，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所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一位幸存者引用哲人的话称颂何凤山：“有些人虽然早已不在人间，但他们的光辉仍然照亮世界。这些人是月黑之夜的星光，为人类照亮了前程。”
何凤山冒着生命危险，给成千上万名犹太人带来了生的希望。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的义举一直无人知晓，直到60余年后他辞世才被公开披露。
1999年和2000年，有关犹太组织分别在上海和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办展览，何凤山的壮举终于大白于天下。犹太人称赞他是“中国的英雄”、“中国的辛德勒”。2000年7月，何凤山被以色列授予“国际义人”称号，这是以色列政府向救助过犹太人的国际人士颁发的最高奖项。有欧洲历史学家指出，何凤山是解救犹太人最多的“义人”。
在国内，潘光是发现何凤山壮举的第一人。潘是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的教授。早在1990年，黯熟二战期间犹太人的上海避难史的潘光就开始寻找中国的“辛德勒”。从1990年到1999年，他寻找了整整9年。
那么，为什么何凤山的事迹一直不为人所知呢？专家分析，个中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从1937年到1939年，上海被日本占领，犹太人进入上海无需签证，研究人员难以想到驻欧洲的中国外交官能有此等壮举。二是二战结束后中国陷入内战，以后又由于各种政治因素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关于中国人救助犹太难民的研究工作一直没有开展起来。1995年，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的学者访问德奥两国时才得知，虽然当年入境上海不需签证，但犹太人没有到上海的签证就不可能离开奥地利。三是何凤山一生淡泊名利，并不认为救助犹太人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自己很少对人提起。他在《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一书中，对这件事也只花了很少的笔墨。书中写道：“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别人是很自然的事。从人性的角度看，这也是应该做的。”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国由国民党统治，何凤山是国民党驻维也纳的外交官，他救助犹太难民的事情并没有经过国民党政府的授权，忙于战争的国民党政府只好压下这件事。而当时占领中国的日本人又对此事毫不关心。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有关专家抽丝剥茧，才使得何凤山的事迹从历史的尘埃中走出来。
1999年初冬，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在访问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时说：仁慈正义不分国界，我们中国也曾有人救过犹太人。李鹏所说的这个中国人就是指何凤山。
对于何凤山的义举，被救的人也许不知道，在当时极度恐怖的气氛下，他承受着怎样的风险！这种风险包括让他极有可能丧失政治前途。
当时中国驻德大使、何凤山的上司陈介就不认同何凤山的义举。陈介认为，为维持中德邦交，不能与希特勒唱反调。陈曾多次指示何凤山限制对犹太人的签证。最初，何凤山以外交部的训令并非如此为由，坚持向犹太人大批发放签证。后来，他一面唯诺称是，言称等待国内指示；另一方面，仍不停地发放签证。这当然瞒不过陈介，他知道后大为光火。恰在此时，有人状告何凤山出卖签证、贪赃枉法，这给了陈介可乘之机。他立即派参事丁文渊前往调查，但经过一再详细稽核，没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丁文渊不解地问：“为何外界传言签证有弊?”何凤山坦然回答：“这是莫须有的罪名，若签证限制甚严，贿卖之事还可以说得过去，既然只要申请人提出申请皆可以得到签证，人家何须花钱贿买?”一席话，说得丁文渊哑口无言。尽管查无问题，但具体承办签证的副领事周其库还是被莫名其妙地革去了职务。
南京政府不支持何凤山的义举。何凤山给犹太人大量发放签证，导致成千上万犹太人拥向上海，哈尔滨也成为犹太人避难的一个集中地，这既瞒不过希特勒，更瞒不过蒋介石。何凤山的义举，既得罪了纳粹，当然也会得罪蒋介石。国民党到台湾后，何凤山逐渐被冷落。直到1973年退休，他正式结束了长达40年的外交生涯。退休后他没有回过台湾。台湾当局以何凤山无法说清驻奥期间200美元的使用情况为由，剥夺了他的养老金。
在纳粹看来，众多总领事中，只有中国总领事何凤山是不买他们账的人。何凤山不仅公开与犹太人保持来往，而且还为犹太人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保护。驻维也纳美孚石油公司经理罗申堡一家人就是在何凤山亲自护送下逃到国外的。1939年11月10日，何凤山约定为罗申堡送行。没想到这天所有奥地利的犹太人都突遭软禁，罗申堡打电话暗示何凤山不要到他家里去。何凤山历来信守诺言，尽管危险重重，依然按时前往。一进罗申堡家，何凤山发现罗申堡已被纳粹带走，一家人正惊慌失措。正说话间，门铃响了，女佣以为主人回来了，忙去开门，结果闯进门来的是两个盖世太保。何凤山在沙发上不动，并点燃了一支烟。盖世太保被他镇定自若的神情激怒了，盯着何凤山上下打量了一遍，还拔出手枪顶着他的脑门。何凤山依然无所畏惧，盖世太保知道他有些来头，便连房子也没检查就离去了。何凤山为防意外，亲自护送这一家人上火车离开了维也纳。
纳粹当局终于按捺不住了，开始寻衅报复。何凤山的助手周其库被革职后不久，纳粹当局以总领馆租用的是犹太人的房子为由，强行将房子没收了。何凤山不得已把领事馆搬到了维也纳城市公园旁边的一所公寓里。得不到租借费用，何凤山自掏腰包。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继续向犹太人签发“生命签证”，直至1940年5月离开维也纳。
然而何凤山把签证之事说得很轻巧：仅仅是举手之劳。其实并非如此。他以大智大勇，顶住了诸多压力。陈介闻何凤山有办签证之嫌后，大发雷霆，大骂他“狗胆包天”，命令他立即停办签证，否则格杀勿论！何凤山因精通国际法，胸有成竹，所以仍我行我素。结果，因非法出卖签证的罪名受到军统局调查，但他早有防范，使调查一无所获。军统特务临回国时把手枪对准何凤山的脑袋，气急败坏地大叫：“让我查出来我就崩了你！”何凤山一笑：“在下胆小怕事，为官尊上，保证绝无此事！”那人刚走，他便对部下低语：“我一个脑袋能换几千条生命，值！”
壮士义举自在人心
何凤山的义举大白于世之时，不少获救者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后人仍将恩人何凤山的名字珍藏在心底。
现居加拿大的犹太裔妇女克劳蒂亚的父母凭着何凤山发的签证，到达上海后生下了她。她说，父母曾经告诉她，当时在奥地利有50多国的外交官，只有中国的何凤山敢于帮助他们。因此，她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
现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海因茨·格林伯格随父母逃到上海时还只有6岁。他在上海接受了音乐启蒙，学会了拉小提琴。他对何凤山帮助他们一家到上海避难十分感激。多少年后，说起这段往事，这位小提琴家仍感慨万千，说他的生命与事业，都是何凤山博士的义举所赐。
加拿大的克劳斯回忆道，当年，他的丈夫在中国领馆外排队等候时，见总领事的车经过大门，就从车窗把签证申请表扔了进去。没想很快就接到电话通知，拿到了救命签证。一位被救者的女儿在父亲的签证前与何凤山的女儿何曼礼含泪拥抱，激动地说：“看见你，我好像看见了我爸爸。”何曼礼也说：“看见你，我也好像看见了父亲。”
美国大名鼎鼎的亿万富翁、现任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辛格的父母也是被何凤山搭救的。他含着泪水，激动地对美国历史学家索尔说：“我的父母是何博士救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我一定要把他介绍给全世界的人。”
“你父亲高贵的心灵、慷慨的精神，让我们所有人受益匪浅，暴力没有摧毁他的良知，他的义举值得所有人尊重。”在以色列何凤山义举纪念牌前，以色列学生代表拉米向何凤山的女儿何曼礼表达了最诚挚的谢意。
目前定居以色列的塞丽维娅·多伦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何凤山的。1938年3月11日，他和何凤山都目睹了希特勒的军队进入维也纳城的情景，也亲眼看到了纳粹是如何毒打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犹太人的。
多伦回忆说：“何凤山与我们家比较熟，他亲自把我护送回家，并对我们说，只要他还有外交官的身份，纳粹就不敢伤害我们。为了保护我们，自那以后，何凤山经常到我们家里坐一坐，看一看。”后来，多伦的弟弟被捕，并被带到另一座城市。庆幸的是，他手里握着何凤山给他办理的中国领事馆签证，才得以获释。多伦和弟弟于1939年离开维也纳，来到巴勒斯坦，后来又迁居以色列。
据考证，德国占领奥地利后，在奥地利的犹太人中70％已移居国外，仅到上海的便多达18000人。在那个黑暗的时刻每一张签证背后都有着感人至深的故事。
在1938年到1940年间，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人们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这些到中国避难的犹太人尽管没有供暖、没有衣服，挤在破旧的小屋里、吃着难以下咽的食物、但是和欧洲残酷的大屠杀相比，上海的生活使他们感觉像到了天堂。这里没有残暴的纳粹分子，却有热情帮助他们的上海民众。
这些犹太人有的还参与到中国的革命中来，来自奥地利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生特医生也是拿着何凤山签发的签证来到上海的的。1939年，身为左翼人士的罗生特医生参加了新四军，并在上海开了诊所。后来他成了四野一纵的卫生部长，被称作新四军中的“白求恩”。
1929年冬，何凤山辞去公职，前往德国慕尼黑明兴大学深造，重点攻读经济学。毕业后，他返回祖国，初在湖南大学任教，后为湖南省主席何键担任秘书，同时在湖南大学等学校兼课，教授经济学、英文与国际政治。1935年，何凤山以额外二等秘书的官衔携带家眷前往土耳其任职，从此投身外交界。1937年初，何凤山以一等秘书衔二等秘书的名义，被调往驻奥地利公使馆任职。
家乡人忘不了何凤山所进行的抗日外交。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受美国总统罗斯福邀请，南京政府军事代表团赴美共同处理对日作战的有关事宜，何凤山以代表团秘书长身份前往，并随团常驻华盛顿。在美期间，何凤山以军事代表团发言人的名义，呼吁美国支持中国抗日，同时指责英美忽视中国战场：“军用物资援助吝而不给，如此下去，抗日前途极为危险。”此言一出，美国朝野为之震动，报章长篇刊载，参议员甚至邀请何凤山到国会作证。这一时期，何凤山出版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的政治与经济》两本书，并集两书之精华成文寄往重庆，在《大公报》上发表。一年后，何凤山返抵重庆。他创办了英文版《自由西报》和《政治生活》两种杂志，介绍中国、鼓吹抗战，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家乡人民最津津乐道的是他拯救犹太人的义举。2001年9月8日上午，何凤山先生的母校——益阳市一中（原信义中学）举行了何凤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何凤山的儿子何曼德和女儿何曼礼在纪念大会上分别发言，表达了对父亲的怀念之情。应邀出席会议的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公使莫义澜先生称，何凤山是一位为犹太人的黑夜点燃光亮的人。世界犹太人组织代表肯伯格等人参加了纪念大会。
何凤山是益阳人民的荣耀与自豪。为了弘扬他热爱和平、反对侵略、坚持正义、维护人权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市文化局和市博物馆从2001年9月举办“纪念何凤山诞辰100周年生平事迹展”时起，即开始筹划征集、收藏、研究和展示何凤山“生命签证”义举历史见证史料工作。2005年8月在市博物馆举办了《生命签证——国际正义人士何凤山博士拯救犹太难民事迹展》，以色列驻华大使海逸达、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蒙、美中经济科技贸易促进会首席代表刘建吉以及省、市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参观展览。为了保护和征集何凤山遗物资料，国家文物局批准了专项征集经费；2005年12月，市政府同意何曼礼女士的请求在风景秀丽的会龙山公园内修建何凤山博士纪念墓地；2006年市委市政府又决定兴建市博物馆新馆，内设何凤山“生命签证”陈列馆。今年9月，在何凤山博士逝世10周年纪念之时，他的骨灰将回归故里。届时我市将举办系列活动，以纪念这位家乡的骄子，同时努力将益阳建成“国际正义人士”何凤山博士研究中心、展览中心和纪念中心。
何凤山博士的子女们亲眼目睹了世人对父亲义举的赞扬和肯定。在纪念何凤山博士逝世10周年之际，8月14日，市文化局收到了何曼礼专门撰写的纪念文章。
怀念父亲何凤山
十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但期间所发生的事足以令人一生回味。正如在大自然中，万物生生相息，始与终相互轮替，父亲的去世也孕育出来一个新生命，那不再是肉体的，物质的生命，而是一个表徵人道精神和正当的生命。
十年来，经过不断的搜寻和查证，我终于能把父亲的人道尝试和努力再一次呈现出来。父亲生前从不要求，也从未因他的拯救行动而得到任何的表彰。事实上，他甚至很少提起他自己曾在1938年到1940年间担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这个经历。直到父亲于1997年去世后，他曾拯救过数千名奥地利犹太人逃离大屠杀的事迹才由於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而大白于世。可惜，在相距近70年后才来追寻，我们很可能已经无法获得父亲的人道努力全貌。
过去十年里，当我在追溯这一段已经被深埋了超过半世纪的历史事件的时候，人们常常会问：“当其他国家都不肯伸出援手，为什么一个中国外交官却挺身而出，拯救在奥地利的犹太人？”
我的答复是︰
“倘若你认识我的父亲，你便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人们也常接着问：
“在妳发现父亲这一段英勇事迹时，妳曾否感觉惊讶？”不，我完全不惊讶，因为父亲的所作所为正完全符合他的人格。
父亲一生留下来的最大遗产，就是活出了他的真我。他是一位学者，一位君子，他深受文化和时代的塑造，像他这样的时代人物，在今时今日已不可多见了。不过，父亲最值得令人怀念的，是他的真诚和尊贵的人格，他的意志坚定，乐观又满有信心，他有非凡的亲和力。他深受爱戴，不单因为他所做过的事，更是因为他的为人。
父亲常常为自己所领受的一切而感恩。他为人聪颖、无畏无惧、风趣、满有魄力。他廉洁、直率、性情刚烈，正直不偏，顶天立地。他脾气较猛，我常常认为是爱吃湖南辣椒所致。然而，充满爱心和怜悯心，却是他最值得珍惜的特徵。最要紧的是：父亲不认为他应该用他的天生秉赋来谋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是应该用来为全人类谋造福。
父亲虽然常年在国外生活，他对故国的爱却是强烈的、而且从不动摇。他把宝贵的中华文化传统教导给我的哥哥和我，并且要我们以身为中国人为荣。他以孔孟思想中的两大原则，德和礼，来为我们取名。
父亲与他同年代的中国同胞一样，为百年来中国曾经饱受外国帝国主义的羞辱和迫害而深感义愤，
立志不让这种羞辱继续下去。所以，父亲特别同情任何受到欺凌和迫害的人们。这也就是他单纯的帮助犹太难民的理由。他说：“看到犹太人的厄运，深感同情是很自然的，在人道立场上，帮助他们也是应当的。”
我相信，这一个理由也足以回答我常被问到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他从不谈论他自己的义举？”
倘若救助在苦难中的人是人自然而然该做的事，为什么还需要特别向别人提起或寻求表扬呢？中国不是有一句“善欲人见，便非真善”的古谚吗？
我很荣幸，能身为何凤山的女儿。在父亲的晚年我很高兴能够稍尽反哺之责，每天陪伴他、侍候他，就像我年幼时他悉心体贴地照顾我一样。现在十年后，在益阳市人民的热心赞助下，我终于能把父亲的骨灰带回来安葬，永远地在他深爱的故乡安息。“树高千丈，叶落归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