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李鸿章，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晚清重臣、封疆大吏。二人的关系，经历过复杂的演变过程，由师生、到上下级再到同级，关系的变化，自然会在交往过程中引起微妙的变化，既要践行师生之伦，又要维护官场逻辑，处理起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纵观两人的交往经历，虽然也产生过矛盾，但都处理得十分融洽，更多的是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有“同年”之谊，都是戊戌年（1838年）进士，因着这一层关系，李鸿章早年与哥哥一同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二人的师生关系，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对于曾国藩这个老师，李鸿章是十分敬慕的，他曾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自己“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对于李鸿章这个学生，曾国藩也极其赏识，曾对别人表示过李鸿章“其才可大用”。李鸿章是个志向远大且心高气傲之人，不想久居人下，而是想自己独立开创一番事业，所以，出道之后，他并没有投靠曾国藩，而是在太平军兴起之际，回到老家安徽帮办团练，想以此为契机发展自己，哪知事与愿违，他和太平军打仗，几乎每仗必败，几年下来，竟然几无立足之地，在落魄潦倒之际，他才打算投靠曾国藩，便来到曾国藩大营求见曾国藩。自己的得意门生来投，应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更何况曾国藩一向很赏识李鸿章，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曾国藩却给李鸿章来了个闭门羹，以种种理由推托、不予接见，李鸿章无奈，只好请人说情，曾国藩对说情的人说：李鸿章才大志高，我这里只是小水沟，恐怕容不下他，他应该回京城就职啊！说情的人将此话传给李鸿章，李鸿章深感惭愧，如果放在以前，他可能一气之下抬腿走人了，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但经过这几年的失败，李鸿章的傲气已被消磨掉了，所以能够理性地看待曾国藩对自己的奚落，继续托人求见。见李鸿章态度如此坚决，曾国藩便在李鸿章到来的一个月之后接见了他。把李鸿章晒了一个多月，也真够可以的了；受到如此冷落，李鸿章没有一走了之，可见其人胸中有大格局。见面之后，二人相谈甚洽，于是，李鸿章便于1859年成为曾国藩的幕僚，二人正式开始合作。曾国藩之所以如此冷落李鸿章，并不是他不想收留李鸿章，其实，他是一个爱才之人，对李鸿章又欣赏有加，巴不得将李鸿章纳入帐下为自己效力。那他为什么又要冷落李鸿章呢？其实是缘于对李鸿章的爱护，因为他非常了解李鸿章，知道李鸿章虽然有才，但心高气傲，所以要借此机会打压一下李鸿章的傲气，让他的性格能变得沉静些。他对李鸿章的冷落，纯粹是一片苦心。
曾国藩对部下要求十分严格，自己的生活也极有规律，每天早早起床查营，并要求部下也都养成早起的习惯。但李鸿章这个人比较懒散，他不愿意起早，喜欢睡懒觉。曾国藩便想改变李鸿章的这一习惯，有一天早上，天已经亮了，但李鸿章仍然没有起床，而是以头疼为借口想要多睡一会儿，曾国藩便派人去叫他过来一起吃早饭，并告诉他：所有的幕僚都到齐了才开饭。李鸿章一听，不敢再睡了，便连忙穿好衣服来到饭厅，他到时，别人都已经到齐了，大家都等着他呢，李鸿章心里很惭愧。在吃饭过程中，曾国藩一改往日的谈笑风生，表情严肃地不发一言。饭毕，他对李鸿章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罢拂袖而去，弄得李鸿章尴尬不已。从此以后，李鸿章就不敢再睡懒觉了，慢慢地也养成了早起的习惯。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一幕，李鸿章还感激地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作为老师，曾国藩潜移默化式的教育对李鸿章影响非常大，晚年的时候，李鸿章还曾感慨道：“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李鸿章所说的曾国藩对他的“一言指示”是什么呢？李鸿章当年就任直隶总督即将参与外交事务时，曾就此向曾国藩请教，曾国藩没有直接回答，反问他道：“你有什么主意呢？”李鸿章回答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听罢，沉思良久，问道：“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见曾国藩如此说，便知道他是不满意自己的回答，便连忙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便叮嘱他一个字，就是“诚”字，让他在与洋人交往时，谨记这个“诚”字，李鸿章将曾国藩的告诫牢记在心，以后一直遵照曾国藩的告诫行事。多年后，他回忆说：“我碰了这个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如何能一语破的呢？”
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后，李鸿章尽心竭力辅佐曾国藩，为曾国藩出谋划策，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干将。曾国藩既是他的老师，又是他的领导，所以李鸿章对曾国藩非常尊敬。但李鸿章毕竟是一个有主见、有个性的人，因此，二人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在争执过程中，年轻气盛的李鸿章几次产生想要离开的念头，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但在李元度事件中，二人争执得非常激烈，李元度曾是曾国藩的幕僚，早年全力辅佐曾国藩，曾国藩兵败欲自杀时，是李元度劝阻他的，因此，可说是有恩于曾国藩。但李元度这个人，经曾国藩保举成为安徽宁池太广道后，不听曾国藩的命令，以致被太平军杀得大败；回到曾国藩身边后，不久又擅自离去。曾国藩因此要弹劾他，以整军纪。但此事遭到了以李鸿章为首的众人的强烈反对，大家认为曾国藩此举是忘恩负义，可曾国藩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所以坚持要弹劾。李鸿章便对曾国藩说：“果必弹劾，门生不敢拟稿。”你如果要弹劾他，我不能写这个奏稿。曾国藩则说：“我自属稿。”你不写拉倒，我自己写。李鸿章又进一步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如果你偏要这么做，那么学生就不在你这干了，我走人。但曾国藩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态度，他说：“听君之便。”愿走就走，随你的便吧。两个人都在气头上，说的也都是气话，但因为谁都不肯退让，所以事情便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李鸿章因此负气出走江西。见李鸿章真的走了，曾国藩特别生气，认为李鸿章不应该在自己困难之际离开自己，因此得出“此君难与共患难”的结论。由是观之，曾国藩并非真的希望李鸿章离开自己，当时说的就是气话，所以，李鸿章真的走了以后，他又特别伤心；而李鸿章经过此事，也对曾国藩有了很大看法，他对人说，自己此前以为曾国藩是豪杰人士，“今乃知非也”。李鸿章到江西后，本想干一番事业，哪知并不顺利。这次的负气出走，对两个人的损失都很大，在曾国藩一方，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在李鸿章一方，离开了曾国藩这棵大树，他单枪匹马很难施展自己的抱负。双方因此都开始反思，都感觉自己当初太冲动了，曾国藩产生了把李鸿章重新召回来的念头，李鸿章也有了重新回到曾国藩身边的想法；但两个人都很有个性，谁也不肯主动表示。既然双方都有捐弃前嫌之意，那么只需要一个适合的机会，双方就会言归于好了。不久，这个机会来了，曾国藩进攻安庆取得胜利，李鸿章得知消息后，便有了主意，他趁机写信给曾国藩，对他表示祝贺。虽然这封信中没有提要回来的意思，但曾国藩是何等聪明？他马上就看出这是李鸿章在试探自己呢，便就着这个台阶，回信邀请李鸿章回营，李鸿章收到信后，便兴致勃勃地再度回到了曾国藩身边。
不久之后，曾国藩派李鸿章组建淮军、驰援上海，随后又推荐他担任江苏巡抚，这是李鸿章一生独立事业的开始。两人虽然不在一起共事了，但在家国事务上却仍然联系紧密，因为江苏巡抚是在两江总督（曾国藩后来升任两江总督）领导之下的，但在有些问题上，李鸿章并不完全听命于曾国藩，还是据理力争、坚持己见，1862年，无为等地吃紧，曾国藩扣留了淮军的九个营增加防卫，但李鸿章却坚持将这九个营移防上海，无奈之下，曾国藩只好同意，并写信给李鸿章，希望他能够谅解。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曾国藩的过人之处，他虽然是李鸿章的上级，但并没有固执己见，而是思虑再三，最终同意了下属的请求；而且，还为此事写信给下属请求谅解，可见其心胸之大。在李鸿章遇到挫折时，曾国藩还出手相助，1863年，朝廷命李鸿章的淮军前往南京增援曾国荃部，但李鸿章却迟迟按兵不动，因此受到了朝廷的严责，曾国藩便替李鸿章辩解说：“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金陵，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故，得知消息后，李鸿章悲痛万分，他写信给曾国藩的两个儿子痛表哀悼，说：“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他写了这样一副挽联悼念曾国藩：“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在挽联中，依然对曾国藩以师相称，足见对曾国藩的尊重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