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党的重要领导人，无论是在战争岁月，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呕心沥血，奋斗不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转折时期，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对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高度赞誉。
在一些领导同志和一些与胡耀邦同志接触较多的人的回忆中，很多人都感受到胡耀邦同志有着高尚的品德和优良的作风，它永远给后人以教益。
一、酷爱读书，学习不止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胡耀邦原本读书不多，只上过一年初中，不满15岁就投身革命。然而他勤奋好学，他不仅注意在工作中学，在实践中学，而且还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只要有点空余时间，他就找书来读。即使是在战火纷飞，戎马倥偬的年代，他也总是见缝插针地学习，可以说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典型。
在读书上他敢啃难书，能静下心来耐心地读下去。据他的秘书讲，胡耀邦对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总是反复阅读的。他的书架上放有不同时期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955年，《列宁全集》一面世，他就叮嘱秘书务必及时买全。买一卷他就读一卷，从不耽搁。
读马列译著是很难的，因为它是理论著作，何况还有那些很不熟悉的外国历史背景，所以没有毅力，就很难坚持读下去。而胡耀邦却读得很耐心，很认真。据于光远同志（著名经济学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回忆，1976年地震期间，胡耀邦因“反右倾翻案风”又被打倒，赋闲在家。他去看胡耀邦时，见桌子上正有一本翻开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的中译本，两人便就书中内容谈了起来。于光远认为这是一本要花力气去啃，也不容易啃得动的书，而胡耀邦却在这特殊时期，在这种很委屈的情况下依然在读，令于光远着实感动。他深有感慨地说“我没有见过一个做实际工作的老同志肯下功夫啃这样难读的著作”。
胡耀邦不仅爱读书而且还很重视思考，以形成自己的心得与见解，他每有会意，便同身边的工作人员讨论。据以前他在团中央的秘书回忆，他读《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以后就谈到列宁全集中不少是书信、电报、摘记、批示等，多是“急就章”，反映了十月革命时，列宁工作的原始风貌；而《斯大林全集》里文章多写得漂亮，看得出是经过秀才们加工的。
胡耀邦读书还涉猎广泛，他爱好文史，博览群书。不论古今中外的，只要认为是值得读的，都要千方百计找来阅读。建国后不久，他读完《印度的发现》后，就把印度与中国进行比较。一个是英国的殖民地，一个是半殖民地旧中国。两国都人口众多，经济落后，但是印度的经济基础就比旧中国留下的基础要好，因而他对秘书说我们中国就更应该抓紧建设，应该大修铁路等等。于光远同志也曾回忆，在1976年地震期间，他去串门时，看见胡耀邦在看一本日本前首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的中译本。他听胡耀邦说这本书“挺有意思的”，便也买了这本书回去看。书中讲的人口问题、教育问题、发展沿海各海港的航运等问题确实都给人以启发。可见胡耀邦很注意拓宽眼界。
胡耀邦常到外地视察，每到一个地方，不仅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而且还要找来当地的地方志阅读，对当地历史情况也要了解。
胡耀邦读书还好求甚解，遇到不清楚的问题，他就查《辞源》《辞海》或者不耻下问，向人请教。
1954年，团中央开过一个小型农村青年座谈会，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部长在讲话中引用一句古话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散会后，胡耀邦就问身边的曹秘书：邓老讲的那句话，你懂不懂，是谁说的？在什么书上？请你查一查告诉我。当曹秘书查出来，告诉他答案时，他很感慨地说：“这黄河的水患为害又有多少历史年代了！”他还说：“一句古话，听不懂，这是常事，要放过也就过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这么多学问来了。”
还是同一年，毛主席在欢送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宴会上致词时引用过一句古话“暗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胡耀邦回来后，就把记着这句话的纸条交给曹秘书，问他这是谁说的。曹秘书回答是南朝江淹《别赋》中的文句。而且纠正说，这里的“暗”应为“黯”，“消魂”应写作“销魂”。听完，他很高兴说：“啊，对了，就是江郎才尽的那个人吧？这回可记住了！”这时的胡耀邦简直就像中学生解答出一道难题一样地高兴。
特别难得的是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坐得住，读得进，能持之以恒。文革期间他被打倒，1969年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团中央的“五七”干校。那里地势低洼，杂草丛生，夏天里蚊蝇成群，闷热之极。每天，胡耀邦和其他学员一样，重活、脏活都干。收工后大家都很疲劳，有的早早地躺下了，有的摇着扇子乘凉、聊天，而五十多岁的胡耀邦，却一人钻到蚊帐里，点上小马灯，戴上老花镜，继续坚持读他的书。所以干校学员对他最钦佩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他还能读书。后来他深有体会地说：“‘文革’中我有一条体会是12个字：靠边站，别闲着，多读书，想问题。”
正因为胡耀邦一生手不释卷，持之以恒地学习和实践，所以才能由一个学历不高的“红小鬼”而成长为知识丰富，有远见卓识的一位卓越的领导人。
对于胡耀邦的勤奋学习，坚持读书，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表扬过，很多老干部对此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在粉碎“四人帮”后曾经很感慨地对于光远说：“过去许多人年龄大了不想读书，也读不进去。只有很少数老干部觉悟到文化程度低了不行，下苦功读书，有很大长进。这样的人中，第一个就得算胡耀邦。他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诗词歌赋也都能来几首，字也写得不错。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
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胡耀邦还是一位实干家，他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在他担任总书记的期间，用很多时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始终保持这种良好的作风。
胡耀邦对调查研究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坚持认为：经常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增加一些感性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也许一千个感性知识才能上升为一个理性知识。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如果轻视感性知识，理性知识不同感性知识相结合，那是很危险的。要经常到下面跑一跑，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这样，思想才不会停滞，政策才会符合实际，才能指导和推动工作。在胡耀邦看来，光坐在机关里空想不行，坐而论道不行，应该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现场交流，现场拍板。
胡耀邦调查、视察的面很广，去的地方很多。虽然他当总书记时已经60多岁了，但他不辞辛劳，总是风尘仆仆地到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贫穷落后地区（简称为“老少边穷”）。而且总是和基层干部、农民面对面交谈，了解真实的情况。据有关材料统计，全国有2400多个县（市）中，他去过1703个县；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除玉树、果洛以外，他都去过。
即使是远离大陆的西沙，他也要去。有人劝他说：“那地方连水都是从大陆运去的，我们去了会给人增加麻烦。”胡耀邦却说：“我觉得我们高级干部不能老在发达地区、中心城市转来转去。我们国家的边边沿沿，贫困地区，这些地方有机会都要去看一下。”所以他担任了6年的总书记，其中就有4个春节都是和山区农民一起过的。
也正是胡耀邦带了个好头，后来中央就形成了一个传统。每逢过年过节，就要到老少边穷、经济落后或者遭遇灾害的地方去慰问，去体验和了解民情。
胡耀邦的视察也好，调研也好，目的很明确，就是了解基层，了解民情。在他的思想中常常想着的就是要富民，要让人民生活富裕。有一次他为一个农民企业家题写了“强国富民”四个字，当这位农民企业家正要念时，胡耀邦对他说，你要倒过来念才是我的本意：“民-富-国-强！”他到处奔走也就是为了探寻富民之道。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和干部、群众座谈，讲富民的重要，为他们出致富的主意。
胡耀邦视察赣南时，很多山都是光秃秃的，红色的土壤裸露在外没有被利用，农民的收入很少。看着这情况，他很着急，于是要求科研部门研究开发，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发展规划，后来为此大量种植柑橘。如今江西的柑橘已经畅销全国，名声在外，贫穷的赣南早已改变了面貌。
胡耀邦还多次到大西北调研，当他看到那里草木荒芜，水土流失严重，也总是难以安寝。他在调研之后，就大力提倡植树种草，倡议为西北采集树种。于是团中央组织北方11省市的青少年采集草籽树种的活动，采集了800万斤树种草籽送到了大西北。一时间掀起了植树种草的高潮，这不仅增加了农牧民的收入，而且较好地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胡耀邦调研时很注意要听真话，要看真实的情况，因而他就常常有一些临时的举动。
据温家宝总理回忆：1986年2月7日胡耀邦一行来到贵州兴义县考察调研时，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儿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晚上10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胡耀邦严于律已，自奉简朴，他视察、调研从不讲排场。他下乡常常是轻车简从，反对那种戒备森严，前呼后拥。他一般都不坐轿车，而坐面包车。他认为这样便于接近群众，能与群众直接交流，听到百姓的真实声音；也便于和车上随行人员、陪同人员交谈，探讨问题，酝酿思想。有时候在出发前，他还嘱咐秘书通知地方：不准为他站岗放哨；不准对他请客送土特产；宾馆不准为他清理住客等等。
1984年1月，胡耀邦到贵州安顺考察，晚饭以后，时间很晚了，他还是坚持要赶往广西白色去。深夜12点，车到了望谟，实在走不动了，只好住下来。可是望谟这地方很穷困，不要说宾馆，就是像样的旅馆都没有。当地招待所里都没有单间，全是大通铺，只有县委书记办公室里有张单人床。胡耀邦却毫不在乎，就在这办公室里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清晨接着又赶路。中午一行人来到了广西的一个小镇，街上有卖食品的小摊。他看到有卖贵州米线的，就对工作人员说：不要找地方上安排了，就在这里吃吧。说完，他就坐在条凳上，点了一碗米线。吃完饭，街上的人才发现竟然是总书记，都围了上来，热烈鼓掌。胡耀邦站起身来，向大家鞠了一躬，才上车离开。
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几年间，他真是风尘仆仆，足不暇暖，他去过海疆边陲，走过村村寨寨，甚至还抱病上了雪域高原西藏。正是他这种为国为民的心，这种忘我的工作热情，这样身体力行地搞调查研究，不仅使他掌握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而且他这种务实的作风也为所有的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
三、宽容大度，作风民主
提到领导人的民主作风，没有人不赞扬胡耀邦同志的。凡和他共过事或者接触过他的人都有着深刻的感受，难忘的印象。
早在他在团中央时，机关里和团的系统内，对领导人就从不以职务相称。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耀邦同志。他在团中央尽管是资历最长的前辈，但他从不摆老资格。有同志回忆说，有一天晚上，他去送一份待送党中央的急件请胡耀邦审阅。他送去以后，胡耀邦就认真地审阅着，一会儿用笔勾画，一会儿作了些修改，改完后，还重新检查了一遍。然后，才交给了他，并用笔指点着改过的地方说：“你看，改成这样是不是好一点？”这位同志根本没想到耀邦同志会如此虚心地征求他这样一个小青年的意见，因而非常感动，并且永难忘却。
能不能听取意见，特别是能不能听得与自己不同的意见，正是民主作风的体现。胡耀邦在这方面尤为突出。
1981年的9月，在一次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讨论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座谈会上，胡耀邦讲话以后，请大家发言。很多省、市委书记都表示赞成，但也有同志持有异议。有位省委书记多少带着了点情绪说：“我们那里情况特殊，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这位书记发言后，大家一时沉默着，会议气氛就有点紧张。虽然胡耀邦推动农村改革的心情非常急切，很希望会议能达成共识，但是他听完这意见后，却平静地说：“各位如果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许你再想一想。那位同志也可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嘛，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你们看行不行？”胡耀邦的一席话，使会议气氛轻松下来，大家都感到心情格外舒畅。
后来那位省委书记通过学习和实践，也放弃了原来的意见，在本省积极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种情况并非独例。1985年6月，在书记处讨论工资改革方案的时候，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同志作了汇报。讨论时，他因与耀邦同志对有的地方理解得不一致，因而争论起来。事后耀邦同志对田纪云同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他并没有因为别人与他争论而感到不快，他倒觉得敢于直说意见的人是坦诚的。
胡耀邦从来不自以为是，他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有时还有意识地启发和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允许身边工作人员和他辩论。他曾经说过，一个领导班子里没有一点不同声音，是不正常的。他还鲜明地提出，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坚决执行“四不主义”。这就是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不进档案），要鼓励人们发表不同的意见。
胡耀邦当然会有自己的主见，但是他能平等待人，从谏如流。在会议上他讲话之后，常常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当觉得别人的意见正确时，他就说：“我同意这位同志的意见，我的意见收回。”
胡耀邦就是这样从来不搞“一言堂”，从来不自以为是，他能听进去各种不同意见，所以他主持会议时，大家都畅所欲言，重大问题都经过反复讨论，最后才形成决策。正因为他这种民主作风，所以很多同志深有感慨地说：耀邦同志任总书记的时候，是党内民主风气最好的时期之一。
胡耀邦虽然离开我们已经26年了，但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在深化全面改革的今天，我们更要学习胡耀邦这些高尚的品德和优良的作风，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做好，不断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